我今年97岁，已经是一名拥有74年党龄的党员。回首过往，我始终铭记着19岁时便深植心中的信念：我的生命应致力于为人民服务。

成长于抗战歌曲和前线战事故事之中，我对正义的追求早已萌芽。中学毕业后，遵循父母的期望，我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，并在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生物系完成了医学预科。彼时正值解放战争，南京的学生运动风起云涌。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，我克服重重阻力，走上街头参与游行，并组建了民歌社，传唱来自解放区的民歌。这份责任感与使命感日益增强。

1948年，在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的帮助下，我与同学一同前往中原解放区，加入了中原大学文艺训练班。在那里，我们既学习政治理论，也为战士和民众进行文艺演出。那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，自由的氛围中充满了年轻人的热血与理想。南下武汉后，“文训班”改组为文工团，我成为其中一名音工队员。

由于自幼学习钢琴，具备一定的音乐基础，我很快成为团队的核心成员。面对许多缺乏专业训练的队员在演唱附点音符和切分音时出现偏差，我耐心细致地一一纠正。渐渐地，大家认为我“挺明白”，便推举我担当指挥。我的指挥生涯，就这样在革命工作的需求下，不经意间开启了。

文工团的经历，在潜移默化中教育了我，使我深刻理解观众和人民的需求，为我一生坚持“艺术为民”的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。1951年，我随中央少数民族访问团中南分团，深入广西的大苗山、大瑶山等地进行慰问采风。在深山之中，我聆听了当地群众朴实无华的歌声，它们真挚动人，充满生命力。那一刻，我深刻体会到：音乐源于人民，文艺工作者有责任让美好的艺术为人民所共享。

1952年，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在我的成长过程中，没有人特意教导我应持有何种人生观，是革命的队伍教会了我：文艺来源于人民，理应为人民服务。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我的灵魂深处，成为我作为一名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行为准则。

此后，组织上保送我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，并推荐我参加苏联指挥专家班学习合唱指挥，后又公派我前往莫斯科学习歌剧和交响乐指挥。在三年的留学期间，我全身心投入专业学习，反复研读总谱，遍访当地的音乐厅和歌剧院，观摩排练，欣赏演出，尽我所能地汲取知识。1962年，我在莫斯科成功指挥了意大利歌剧《托斯卡》的公演，成为首位登上国际歌剧指挥台的中国指挥家。那年我33岁，心中只有一个念头：我的成长之路，离不开祖国和党的培养，我必须将所学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，用我的专业所长回报社会。

回国后，我在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任教。1978年，中央歌剧院重建，我被调任为首席指挥，同时兼顾教学工作。为了让更多中国观众理解并喜爱歌剧，我采取了一个“土办法”：从1979年复排《茶花女》开始，每场歌剧演出前，我在休息室为观众举办一场20分钟的歌剧欣赏讲座，介绍歌剧的时代背景、音乐特色等。这些讲座深受观众欢迎，这种“边演边讲”的形式被大家称作“郑小瑛模式”。我的初衷，只是希望让大家更好地理解我们所从事的艺术。这件事，我坚持了下来。

此外，我还积极推动“洋戏中唱”。我们花费巨大精力引进西方歌剧，但不能仅止于此。歌剧要在中国落地生根，就必须让中国观众听得懂，语言的障碍至关重要。俗话说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”，我对此并不认同。我毕生的追求，是希望“阳春白雪，和者日众”。我常常思考，哪怕“和者”每天只增加一人，我也感到欣慰。作为文艺工作者，我们应努力促进民族文化更加健康、富有活力和创造力地发展。

近年来，许多人称我为“硬核奶奶”，认为我年过九旬仍坚守在指挥一线。这不过是因为认定了该做的事情，便尽全力去完成罢了。

我的人生并非一帆风顺，曾先后三次罹患癌症。当被问及是否害怕时，我回答说，恐惧能解决问题吗？疾病来临就积极治疗，若是无法避免的，便尽快完成未竟之事，以减少遗憾。我很庆幸，我挺了过来。

前不久，我受邀前往天津音乐学院为学生们讲授指挥课。周围的人常问我是否劳累。一天的七小时课程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我拥有近七十年的歌剧指挥经验，能够将这些积累传授给年轻一代，帮助他们少走弯路，这比什么都珍贵。歌剧是音乐领域的一项宏大工程，指挥是其中的统帅，不仅需要精湛的专业技巧，还需要深厚的文化底蕴、卓越的组织能力，更重要的是健全的人格。要真正播下艺术的种子，就不能停留在表面。

临近百岁，我正与生命赛跑、与时间赛跑，希望能多做一点是一点。自从19岁参加革命以来，“为人民服务”这五个字，我铭记了一辈子，也为之奋斗了一辈子。

我常说，音乐家是最幸福的职业之一，生命因音乐而永远充满活力。我一生未曾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，不过是在自身能力范围内，努力做好应做之事，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绵薄之力。

作为一名97岁的老党员，我别无他愿，唯独珍视一切为人民服务的机会。只要我还能行动、还能思考，就会继续努力！

（作者系指挥家，此文由人民网记者刘微采访整理）